被迫跳槽还是寻求发展，也许每个律师在做出跳槽决定时，都有自己的理由。
律师到律师：
7年4次跳槽，寻找合适的律所
5月的北京，天气是酷热的，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虽然已经7年，但梁小军和同学们仍然保持着经常聚会的习惯。梁小军说，大家见面时，“现在在哪个所干呀？”似乎成了同学的招呼礼。做律师7年来，梁小军已经换了4个律师事务所，而这样的跳槽频率并不是他们班最高的。
“刚毕业的时候，只有别人挑我的份，我没有资格挑别人。”虽然早在毕业时就已经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但当时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数量很少，进入律师行业相对困难。由于时间紧迫，找个律师事务所落脚成为梁小军的首要目的。“每天起了床就是思考要到哪片写字楼去串，到了写字楼后就看那有没有律师事务所，然后就上去‘推销’自己。”
2000年，北京的房地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开展了房地产法律业务。梁小军在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就是做按揭，律师事务所给他的工资是每个月800元。做了一段后，梁小军发现几乎没有律师做这种工作，因为“没有很高的执业要求”。“被逼无奈”是当时没有资历的梁小军对自己心态的形容。
然而让梁小军更无奈的是，在刚工作一月后，他就面临了被迫跳槽的命运。“当时我们在北京望京的一个楼盘做按揭业务，那时有很多律所在竞争业务，因为我们律所拿不到业务，就把这项业务停止了。”
工作一个月就失业是梁小军没有想到的，所幸的是，在做业务时，梁小军认识了竞争对手律所的几个人，在短暂的迷茫后，梁小军来到了第二个律师所，给这个律所的主任当助理。
最初，我很兴奋，因为在律师行业，有老律师带，对一个新手来说是很幸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北京的律所虽然很多，但各个律所也是良莠不齐。当主任的律师，并不一定是最强的律师。律所里的人都是各做各的，只有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会让我帮忙。
作为“新手”,我是非常渴望能在知识、业务、能力等方面得到帮助和提升的。律所没有给我提供这方面的需要。
两年后，我又发现律所的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我直觉地感到，必须走了，因为再待下去，会出事。果然在我走了不久，律所一个做按揭的律师把客户的公共维修基金和契税挪用炒股，卷走1000多万元跑掉了。
说实在的，我的前两次跳槽都是盲目的，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律所。在经历了这两次跳槽后，我觉得一个律师事务所能给律师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气氛很重要。2003年，我跳槽到了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律所。
当时我是提成律师，我在代理案件时，要把代理费全部交给律所，然后律所从聘用律师提交的费用中提留一定的比例作为办公费用，这个比例各个律所规定不同。
我去的第三个律所刚开始还很好，可随着规模不断地壮大，所里的规章制度也繁多起来，办一件事情要找很多人签字，碰上哪个人不在，就要等好几天才能把字签完。这就让很多律师有了不舒服的感觉。还有所里的财务管理制度也经常变动，主任高兴的时候就发个文，律师在向所里交完费用后，可以一次性将剩下的钱全部提走；不高兴的时候就发个文说，必须分批提。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把代理费交给所里后，却提不出钱来。制度的经常变化和经济上的钳制，让我有了危机感。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无所适从”，我开展业务的话，收了钱得交到所里，但交了后也提不出钱来；不开展业务就更没有收入。
当时我们所里的律师大量流失，你隔几天到律所，就会发现周围又换了一帮人。
2006年，梁小军来到了第四个律所，也就是他现在任职的律所。“当时跳槽的考虑就是这个律所提钱比较快。这个月交的钱，下个月初就会按照事前说好的比例打到律师的卡里。”当然，执业多年的梁小军也接到很多邀请他当合伙人的电话，但梁都一一给予了拒绝。“合伙人要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风险太大，做律师比较自由。”
“跳槽是肯定的，但跳到哪里是茫然的。”梁小军在总结自己的跳槽经历时说，他在每次跳槽时都有不同的考虑，他认为跳槽频繁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我不是很喜欢变动的人，但有需要变动的时候，就应该变动。觉得不合适就可以换，人挪活，树挪死。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当律所的管理和平台限制了你的发展 ，就可以去跳槽。”
律师到律所合伙人：
寄人篱下不如自己开所
2007年5月26日，鲁强律师(化名)在自己成立的新律所的开业典礼上，兴奋地向新老朋友展望律所的未来。从律师助理到律师再到律所合伙人，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鲁强完成了一个律师从业的完美曲线。
1998年，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鲁强被分配到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刚毕业的他少年得志，很快作为一匹黑马成为法院办公室的副主任，不久以后他又被提到市委办公室，大家知道这可是个前途无量的机构。但过3了个月后，鲁强苦闷了，“感觉不适应环境，法院毕竟还是法律业务单位，而且我有一个很长久的梦想就是做法官。”当时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和司法资格证书的鲁强开始考虑辞职。
2003年9月，他在网上盲目地发求职简历时，看到北京一个著名的房地产律师招助理。虽然当时的鲁强并不知道Q律师的名气，“我就是想抓住一个稻草，跳出去。”
2003年9月27日，我筹备的孔子文化节圆满开幕了，当孔子文化节的烟花漫天飞舞时，我接到了Q律师让我去北京面试的电话。9月29日，我赶到了北京，Q律师看了我相关简历后，就给了我一个打孔机和一摞卷宗，让我做卷。当时我感觉很惶恐，我连打孔机都没见过，别说做卷了。一晚上没睡觉的我还要接受这样的陌生工作,我想向周围的人寻找帮助，但那个律所的氛围也很冷漠，没有人给我指点和帮助。
一直到下午1点30分，我才把任务完成了，说实话，至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之后我找到北京的大学同学，我们还没来得及吃饭，我又接到了Q律师让我去天津处理一个拆迁案件的电话。虽然疲惫、惶恐，但这种与过去沉闷的官员生活有巨大反差的作风让我异常兴奋。9月30日一大早，我赶到L律所打印了拆迁的相关资料后就直奔天津。
10月1日，我回到律所开始写案件材料。因为放假，整个L律所就剩下我一个人。也许是自己和自己较劲，我没黑没白地加班。10月6日，我把全部任务交给Q律师后就表示自己想回家了。Q律师给我800元，这相当于我在地方一个月的工资。
回到曲阜后，我接到了Q律师的两条短信，他决定聘用我。我以近乎悲壮的情绪，写好了辞职报告，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当时，我有地位、有家庭，还有出生刚6个月的孩子。我成为了当地第一个把市委书记给炒了的人。
2003年10月20日，我赶到北京L律所正式报到，兴致勃勃地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10月25日，Q律师把我叫去谈话，说他因为一些事情要离开L律所，让我去别的律所工作或是留下跟别的律师实习。
当时我就愣住了，没有反应地帮着Q律师收拾东西，这时看到了他出版的关于房地产的书，我被他在序言中的自述感动了，决定和他一起离开。
2003年11月，我跟随Q律师进入了H律师事务所，刚到律所的第一天，就有人给我端上来一份饭菜，在这里我找到了大家庭的温情。
作为合伙人的Q律师和H律所有一个新的合作模式。H律所允许Q律师成立一个部门，但要向所里交纳部分收益。Q律师忙的社会事务太多，没有闲暇去管理。我当时头脑一热，就和Q律师说，以他的名义“承包”，我来实际操作。
就这样，在这个类似律所雏形的部门里，我开始学习打理团队、分配案源、调解矛盾。2006年6月，我一个人慢慢地把部门撑起来了，H律所的一个合伙人还成为了我的团队的律师。
但由于思路、个性等方面的不同，Q律师和H律所的主任产生了矛盾，当时我夹在中间非常难受。可以说，从一开始，局势从来没有安稳过，矛盾套矛盾，我常常会感到万念俱灰。一年后，我们的小团队开始出现矛盾，一个律师的执业风格遭到当事人的诟病。因为一个当事人的退费问题，H律所的主任和Q律师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H律所的主任开始找我谈话：“Q律师肯定是要走了，如果你要留下，我们之间重新签订协议，我承认你的合法地位，不用通过Q律师中转。”
我当时非常犹豫，因为我和Q律师的感情超过了一般同事的感情，我想以自己的离开来换取Q律师体面的离开，也许这是减少内耗的最好办法。
2006年10月30日，我把东西搬出了律所。从第二次被动地离开律所后，我就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走：要么我们的团队重新挂靠在一个律所，寄人篱下；要么我单独出去，随便去个律所也能糊口；要么找合伙人自己开所。
经过思考， 2007年1月，我和找到的几个合伙人开始酝酿成立新的律师事务所。
2007年5月28日，在自己明亮的办公室里，鲁强向记者说因为自己经历了很多的反面典型，所以特别看重同伴的力量。“当初在H律所的时候，我们是最有生命力的，但是夹在主任和合伙人之间，我们做案件的精力只有50%，其他的精力完全消耗在同伴的矛盾中。”鲁强说，直到今天，他对H律所还是很有感情的，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人在屋檐下的感觉不舒服。因为，单独做一个律师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合伙人到律所老板：
在小平台上做自己想做的事
5月21日，本刊记者的邮箱里收到一封“来自赵小鲁的问候”的邮件：“我于今年4月份发起成立了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4天后，带着问候和祝福，本刊记者来到了赵小鲁律师的新办公室。
“成立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是我的既定目标。”赵小鲁笑称自己“不安分”，“当某一件事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想换一换”。
1979年，在铁路局工作了近10年的赵小鲁毅然辞去工作，参加了高考，那一年他28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他到市委党校当老师，开始兼职做律师。1988年，连续6年被评为“优秀教师”、有着不菲的收入的他，在亲朋好友的反对声中下海，成为一名职业律师，那一年他37岁。2000年，将律所的业务交给他人，只身一人到英国留学，那一年他49岁。
然而，这位自称“不安分”的人却在大地律师事务所一干就是18年。1989年，赵小鲁发起组建了大地律师事务所。“虽然期间被司法部派去香港两年，在英国留学一年，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大地所。”
“18年了，大地所已经非常稳定了。”此时的赵小鲁萌生了离开之意：“我觉得大地所的事是做不完的，应该让年轻人去做。你总在这个位置上，年轻人是发挥不出来的，这是肯定的，还不如趁早自己挪窝，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说白了，我从一个名牌所跳出来，成立新所主要是为了完成我三个心愿。
这些年，整个律师行业受社会上短期行为影响比较重，资深律师不太愿意花费精力去培养年轻律师，而年轻律师也不懂得应该向老律师学习。新老律师之间出现了两个断层：一是优秀传统的断层，老律师多年养成的好的工作传统在年轻律师身上体现得越来越少，二是业务技巧的断层，老律师积累的实务经验，没有一个渠道去传授，顶多就是讲一节课，年轻律师听一听，鼓鼓掌就完了。
一个年轻律师入行后有一个好的师傅，他能提高很快。我在大地所主任这个位置上就没有精力去培养新人，因为那么一个大所，你要用很大精力去平衡各种关系，带着这个团队前进。这就促使我想成立一个目前这种模式的律所，我可以拿出精力去培养年轻人。
另外，律师应该多为老百姓多做点事。虽然大地所成立了面向老百姓的窗口，可是作为主任，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一个离婚的案子或口角大点儿事，我花好几个小时去跟你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成立一个压力小的平台，有老百姓向我咨询问题，我一分钱不收，谈两三个小时，看到他们欢天喜地地走了，我特别满足，也是一种成就感。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老百姓对我的信任，甚至是一种感谢，是情感上的收获。
第三个心愿是总结经验。我长期做诉讼，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可是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总结。成立新所后，时间自己支配，我可以把我20多年来做诉讼、特别是经济诉讼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
如今，赵小鲁成立了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我组建大地所时就没有把它当时我终生的归宿，当然那个时候想得没这么远，在律所最艰苦的时候我没想过离开，到了比较稳定的时候，我才开始想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按照赵小鲁的想法，他要将赵晓鲁律所办成一个律师学校。“现在律师流动很普遍，但存在律师要走合伙人不让走的情况，我觉得挺不合理的。赵晓鲁律所恰恰是鼓励学有所成的律师去流动的。“我这儿本质上是一个律师学校，你学有所成，翅膀硬了就要飞。我把你培养出来，你合格了，你就应该飞出去。”
“赵晓鲁律所是我最后一次瞎折腾了，把我一生信誉的都赌进去了，我不会离开这个所了。”赵小鲁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