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律师）都有不同的想法。如何让他们保持团结，进而提升北京律师的声誉与社会地位，这是一个时髦但艰难的话题
◇ 谈到“敏感”的会费问题，他希望能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在合理的程度内削减会费
◇ 单独依靠律协无法改变律师地位低、执业环境差的现状，他给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为律师寻求与司法体制匹配的体制对接
唱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依旧没有结束。已然是下午两点的光景，饥肠辘辘的代表们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午餐被推迟了，饥饿在紧张、期待与失望的交织中仿佛被暂时遗忘。会场充满着焦急与不安，10%的差额选举让理事选举候选人名单中的律师感到躁动。
本应在2008年完成的换届被推迟到2009年3月，其间伴随着关于“直选”的争议、会费多寡的质疑。种种非议，北京律协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
2009年3月28日，在这场选举中，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所”）主任张学兵胜出，他将成为未来三年面对这些争议的核心人物。
虽然年轻，但张学兵与他的团队在过去16年的时光中所创造的不俗业绩却不得不令人折服。他用“久经沙场”与“资深律师”来评价自己，但选举的时候仍然是在“紧张”中度过，他说自己在这次选举中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洗礼。
一
2009年4月8日，选举后的第十天，北京，建外，SK大厦36层。我被中伦所前台小姐领到一间朝北的会议室，张学兵未系领带，却意气风发，显得随意而富有亲和力。他的背后是象征着北京的长安街和华贵的CBD核心商务区。
向北眺望，CBD大楼尽收眼底，华贸中心、朝外SOHO，国贸、财富中心，无一不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商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另一层关联是，这些在中国具有顶尖知名度与代表财富的建筑物，与张学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存在都有中伦所的法律智慧凝聚其中。以至于，在距离SK大厦不远、早先的办公楼——招商局大厦中，张学兵用“从这个路口出发，往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走1000米，都会见到中伦的业绩”来表达自己的自信。
SK大厦这座被装修得精致而气派的大楼，早先的名字是北京凯德大厦，为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所拥有。在2008年晚些时候的一次交易中，韩国SK集团将其买下并更名为SK大厦。这个著名的集团也是中伦所的客户之一。2008年6月，中伦所接受韩国SK集团的委托，为其认购某大型国有企业旗下公司的股份提供全程法律服务，服务范围包括进行法律尽职调查、提供交易方案等法律咨询、起草合同文件、参与商务谈判等。该项目涉及此大型国有企业及其旗下20多家子公司、190多家门店和40多家维修中心。中伦所的团队实力可窥一斑。
成为中国房地产法律业务的领跑者，还要得益于1993年前后的经济起飞。当时，张学兵第一个借鉴香港律师为房地产商服务的模式，将律师服务引入房产销售环节。从北京第一批外销楼盘预售的律师业务，到国内第一个按揭贷款的标准化流程，中伦所保持了多项领先纪录，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建设、房地产投资全过程、各环节、深层次的法律服务。
在房地产业方兴未艾的时候，张学兵的这个举动为律师业开拓了一个富有潜力的新市场，甚至“抢了”公证部门的“饭碗”。就市场额度而言，在2003年、2004年北京房地产“高峰年”的时候，每年的房屋销售额在1000亿元左右，按照七成的贷款额度与千分之三的律师费计算，仅这一项就使律师业有逾两亿元的收入进账。与此同时，他也为房地产业务成为中伦所的核心业务奠定了基础。张学兵与中伦所也由此成为了房地产的“圈内人”，他与那位颇具文化色彩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早些年，潘石屹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中伦所加上张学兵在内的五个人，是潘石屹的“房地产公司法律顾问”。令人折服的是，此后的潘石屹和张学兵，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中伦所2007年的年报显示：2007年2月，SOHO中国以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方式，取得了位于北京朝阳区三里屯的首都花园地块，中伦所为其提供专项法律服务，交易额逾人民币35亿元，为同期国内同类交易中的最高额交易。
2008年5月，中伦所协助SOHO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对地处北京核心地界的凯恒中心项目的收购。此次交易金额达人民币55亿元之巨。同年8月，中伦所又协助SOHO中国完成了对北京中关村金和国际项目物业（中关村SOHO）的收购。
如此密集的合作，“台前”演绎的是潘石屹经商生涯中的一次次重大事件，“幕后”出谋划策的都是张学兵。从“潘石屹员工集体被挖”到“现代城氨气超标事件”，再到“无理由退房”，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都由张学兵和他的团队打包解决。
在张学兵看来，自己与潘石屹合作中最大的满足感，并非是替这家成长中的房地产企业解决法律难题，而是亲历并参与了将SOHO中国从一家私营公司变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将潘石屹从一个私营企业家推向了一位公众企业家的过程。
与SOHO中国合作的这16年成为他们共同成长的记忆，其间还包括与美林集团、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摩根投资、嘉里集团和记黄浦等一流国际地产投资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们均由中伦引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当然，不只是房地产，在资本市场、公司并购重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与金融等诸多领域，用16年的时间，张学兵将他的律所带到了中国顶尖级别律所的行列，也率先为国际客户提供高端的法律服务，与SK的合作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过去的16年中，张学兵与他的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已经成为律师界的一位“老人”。此次律师代表大会的228名代表中，执业超过21年的有34人，年仅43岁的张学兵是这个“老律师俱乐部”中的会员。1995年，29岁的他被选为全国律协理事，而且是其中最年轻者；当年10月，他又被选为北京律协的常务理事和首届“北京市十佳律师”。未满30岁的全国律协理事、北京律协常务理事、十佳律师，这几项纪录都由他所创造，至今，这些纪录仍未被打破。
但显然，与管理中伦所不同，此番他将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法律理性与商业利益，他的领导建基于北京一万八千余名律师，他们之中不乏事业有成者，但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为生计而奔波。
在这一万八千余名律师之中，有些人致力于发展信誉好、管理规范的大所，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仍处于投机与利益勾兑之中，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如何让他们保持团结，进而提升北京律师的声誉与社会地位，这是一个时髦但艰难的话题。
二
同样在那个会场那个时间，张学兵的前任李大进，向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员发表告别演说。
会场上有人落泪，这或许将是对过去一年这位饱受争议的领导者最大的安慰。在他的任期内，北京律师从九千人增长到2008年底的一万八千余人。为奥运所提供的细致的法律服务使得北京律师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但“临了”的“直选”风波，却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李大进也力图在律所的规范化管理与律师素质的提高上有所斩获。
在多数人眼中，他的正直与进取为人所尊敬；而他主持的一些改革也引发了种种争议，比如购置北京律协办公楼。此外，律协仍然是一个没有力量的组织，而它的会员们则对它抱有非常大、以至于难以兑现的期望，他们期望律协能够在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提供救济，而大多数面临这种期待的时候，律协很难发出令会员们满意的声音。
当然，这些不满意的声音里面，还包括律师协会收取会费的办法。北京律协每年要求每位律师交纳2500元会费遭到律师们质疑，他们认为这已经给自己尤其是一些年纪轻、收入低的律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质疑的另一方面是，律协的账户上面仍有大量的资金盈余。
这种期待得不到满足的心理落差以及质疑需要有人承担，会长责无旁贷地成为被指责者。以至于告别时，李大进的悲壮被部分律师认为是英雄的谢幕。
但争议并未随着律协会长的换届而平息。因为这场风波，选举在北京律师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认为，采取会长的直接选举未必可行，那样就需要很繁琐的程序，而这种繁琐的程序如果没有科学的设计，能否保证公正仍是个未知数。在一万八千余名律师中进行直接选举，需要多大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仍然来自律师，会不会给律师形成新的负担也是很多人所考虑的。但他们仍然期待在法律与情理的范围内能够更大程度地参与自我管理，提高律协事务的参与性与透明程度。而这些期待，有着很大的改进可能性。
种种不同的想法与希望谋求的各种利益，在律协的换届过程中形成一种激流，张学兵的履新就处于这样的激流之中：反对者的质疑，行业组织的建设，自治能力的加强，服务水平的提升，都需要他去解决。
SK大厦的那间会议室中，张学兵和我聊起这场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的选举。他评价这次选举是北京律协历次选举中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在与他真诚的眼神与坦诚而不回避问题的交流中，我被他的观点所打动，尽管我知道还有很多和他不尽一致但也有合理性的说法。
张学兵将这次选举看成是律师创造的生动的民主实践。相对于过去，这一次的律师代表选举有了实质上的改观。因为此前的争议，更多的律师参与到有实质意义的选举中来，积极宣传、沟通说服等有利于争取选票的办法被频繁使用，律师们为成为每80位律师中产生的一位代表进行着各种努力。
为了保证规则的公正，选举组织者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作了改进。组织者把规模相近的律所划分到同一个选区，以避免“大吃小”造成选举的不公。
将公证引入选举以确保结果的权威与公正，也成为此次换届选举的一大亮点。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唱票，公布选举结果，即使是支持“直选”的律师也对此表示赞同。
张学兵相信，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民主进步。但进步不仅仅是这些，还包括理事、副会长与会长的高比例差额选举。
决策层级减少，决策权被分散到人数更多的理事会手中，常务理事会的撤销也成为推进律师自治与民主的重要举措。
此外，张学兵还希望在未来的三年中更进一步，引入律师代表列席理事会的机制，扩大律师代表参与决策的权力。
过去饱受诟病的“律协不为律师服务”的观点将得到张学兵的重点对待。他试图通过改善北京律协的网络服务平台，将会长与会员的沟通提升一个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即将改造的平台中，律师需要的法规、律师培训的课程等等都将被放置在其中。“我们要把律协的网站建成一个数据中心，要让每个律师把它设成自己电脑的首页。”张学兵很有信心地说。
谈到“敏感”的会费问题，张学兵毫不含糊，“会费的改革势在必行。”张学兵显然在认真地思考会费的问题，他希望能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在合理的程度内削减会费。当然，这种改革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调研之上，他表示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会费的额度测算出来，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新的会费方案。他给自己定的时间表是2009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说，这也许将成为他上任后面对并执行的第一件大事。
三
不回避“直选”，不回避会费。这表明，张学兵并不惧怕激流。他有着管理与领导一家大所走向成功的经历，而对于北京律师来说，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行业组织的领导者据守顶尖大所的高度，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北京律师业的发展。
张学兵的领导团队中，炜衡所的主任张小炜，金杜所的高级合伙人姜俊禄，大成所的高级合伙人王隽以及君合所的高级合伙人白涛都拥有大所背景。而且，他们大多拥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其中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张学兵本人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杜克大学的法学硕士。
值得重视的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长期从事顶尖级的法律服务，在纷繁芜杂的国际法律服务竞争中，张学兵坚信这样的团队可以“站得更高”，这对于北京律师的发展，无疑有着更大的优势。
张学兵的分析证明了这种自信并非盲目。他将整个中国的律师服务市场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处于上游的是包括跨国并购、国际金融、海外投资这一类顶尖业务，中国律师的服务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导致大量国外所进入国内挤占市场。不过，张学兵认为自己过去带领五个人的队伍发展成大所的经历，有助于北京律师参与这种国际竞争。
在张学兵的“三层次”理论中，处于中端水平的，包括大量传统的民事和刑事诉讼业务，大多数律师都挤向这一层，形成僧多粥少的现实；而低端法律服务，则是那些普通的社会公众需要的法律服务，业务数量极大，但因收费不高，多数律师又不愿“涉足”。
张学兵敏锐地看到了这些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政府提供政策与财力支持，加上律协自身提供一部分资金，成立一个公益性质的基金，为律师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后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样一来，就能引导部分欲挤入中端但又生存艰难的律师，去做一些社会更需要的法律服务，不仅能够为律师提供一些经济来源，也能够切实地帮助弱势群体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纠纷。同时，律师的社会形象与地位也将大为改善。
如果目标得以实现，张学兵的三层次理论显然将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对此，他踌躇满志，因为此前在我国深圳与广州就有类似的做法。深圳市总工会提供资助，律师只要帮助那些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到总工会领到相应的报酬。
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律协需要大量地借助其他机构乃至政府的力量。在控辩审三方中，控审两方均由国家强力推进，财政保障，唯独律师这一方没有类似的政策支持。律师们更多的是缴纳税费却得不到相应的物质与政策支持。
张学兵认为，单独依靠律协无法改变律师地位低、执业环境差的现状。因此，他给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为律师寻求与司法体制匹配的体制对接。
也因此，张学兵将关注重点延伸到律师职业的理论研究上来。很多律师都有繁重的案件要办理，放在理论研究上的时间严重不足，课题往往难以有真正突破。他准备一改过去那种纯粹由律师来承担课题的做法，转而寻求权威学者的支持，通过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改善律师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
长期担任大所主任的思维，也将很快被复制到律协的工作上来。张学兵发现北京律协长期缺乏战略规划，对于要做什么不明确，而这一点又极为重要。他坦言，中伦所在过去几年严格遵循着一份由专业咨询公司帮助制定的战略规划，并享受着遵循这个规划所带来的果实。他准备为北京律协也制订这样一份富有意义的规划，并且要请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不只是口号，更重要的是能够施行。”
SK大厦36层的小会议室中，张学兵如此明晰而富有感染力的种种计划，似乎也在向我传递着一种激情，他期待的做法具体而可行，比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800”免费咨询热线，更令人激动的是，他又在开动脑筋为律师们开拓新的业务，正如他在16年前就已经做到的。比如，他希望推动在工商登记、商标登记等领域中引入律师服务。
确实，张学兵并不害怕激流，激流只是他新的起点。■
